把“两难”的中国告诉世界 从中国新闻奖评奖说起

冠亚娱乐

2018-10-18

四分卫以其鲜明的硬式摇滚风格闻名台湾地区,成为台湾摇滚乐的先锋代表人物。而在其拓宽创作风格之后,也凭借抒情摇滚作品《雨和眼泪》风靡内地,成为众多内地乐迷青春时代不可磨灭的记忆。提起成团情景与过往成就,四分卫想起一路以来的高低起伏、冲突跌撞,主唱阿山的记忆依旧清晰的就像是昨天发生的一样,即便是乐团成员中算是轻熟男组的贝斯手奥迪与鼓手纬纬,也是感触良多。

  她感动于走街串巷时看到的千千万万默默无闻为刺绣坚守的手艺人,也更加珍视自己学到的刺绣技艺,“像我这样的年轻人做刺绣的很少很少,我觉得我肩上多了一份责任,我应该用我的所学为蜀绣做些什么。”蜀绣具有悠久的历史,早在汉代就已誉满天下,晋代被称为“蜀中之宝”。20世纪50年代,蜀绣遍布四川民间,70年代末川西农村几乎是“家家女红,户户针工”,人数达四五千之多。

  在119消防启动仪式上,顺义消防支队因工作任务推迟婚礼的消防官兵8对新人代表为消防志愿者代表现场赠送“消防安全平安礼包”。最后,当顺义区副区长郑晓博宣布“顺义区第二十七届119消防宣传月活动正式启动”,在消防局总工程师张先来和顺义区副区长郑晓博等领导共同推杆启动下,五颜六色的飞幕瞬间从舞台正上方飞速滑向舞台对面,如同腾云驾雾一般给现场来宾以强烈震撼的视觉冲击效果,将主场活动推向高潮。

  张宏亮常年出差,留下妻子翠兰照顾孩子、管理生产……在张聪病危期间,翠兰也是长期守在老人身边,还要跑销售、照顾幼儿。从白手起家,甚至一度债台高筑,张宏亮夫妇硬是坚持下来了。没有夫妻之间相濡以沫的感情基础,就没有张氏砂器今天的声誉。张伟亮是张聪的三儿子,也是张氏家族的一头“老黄牛”,非遗申报成功的幕后功臣。

  共享经济的概念是1978年美国两位教授首先提出,近几年开始成为热点,尤其2016年中国摩拜单…7月8日,以“塑造联动世界”为主题的二十国集团(G20)领导人第十二届峰会在德国汉堡闭幕。与会各国领导人围绕贸易、金融、数字经济、能源、气候变化、难民移民、反恐等重大全球性议题展开讨论。而支持全球化和反对贸易保护主义则是此次峰会的焦点,并折射出全球经济治理的“变”与“不变”。全球经济治理的三个…7月17日,国家统计局发布经济运行半年报,不仅增速超出多数市场人士的预期,而且内涵的变化为确立稳中向好的趋势判断提供了有力支撑。

  “室内污染的主要来源还是家装材料、板材、涂料、黏合剂。”现在很多人装修完房子,都会放一段时间再居住,目的就是想等甲醛、苯等有机物挥发。但李维虎认为,污染的散发是个长期的过程,而且不一定能散发完,只会散发的越来越少,“比如甲醛,根据研究发现,释放的过程达到10年-20年的长度,其它的挥发物也是这样。”王武生则补充道,“业界采用油漆封边的方式可以让污染物挥发的慢一点,但是这造成的后果就是挥发的时间变得更长。

  新闻发言人由协会副会长庞标担任。据了解,作为全国最大的基层律师协会,北京市朝阳区律师协会拥有约一万两千名律师,八百多家律师事务所。协会自成立以来,锐意创新,在律师党建、为政府提供法律服务、基层法律援助、律师执业规范管理、律师事务所建设指导、学术业务交流等方面走在了律师行业的前列,引领了律师行业的发展。朝阳区律师协会积极开展依法治国系列教育活动,呼吁及时在官网发布依法治国教育专刊,贯彻落实中央、市委、区委决策部署。多个律所积极投身公益事业,使普法进机关、进企业、进校园、进社区,为世锦赛和抗日战争胜利70周年纪念活动贡献力量,兄弟区县提供法律支援。

  (记者华凌)编辑:孙丁玲  记者从北京市科委农村中心获悉,北京市科委对口帮扶河北赤城县扶贫项目近日落地,该项目选派9名蔬菜中药材领域科技特派员进村入户、深入田间地头传授新理念,推广新技术解决生产难题。  北京市科委党组书记、主任许强指出,当前,北京正在加强全国科技创新中心建设,京津冀协同创新共同体建设是其中的重要内容,助力河北等受援地区脱贫是分内之事。

  “在一片光明里和在一片黑暗里一样,什么也看不见”。   ——黑格尔  中国的改革已经进入了深水区,后危机时代的中国似乎进入了一个发展的“两难”,这种“两难”也似乎是一系列的。

  ——调结构与保增长是“两难”。 不调结构中国经济发展没有前途,不保增长中国经济连当下都没有了;节能减排与全面工业化是“两难”,不节能减排我们资源耗尽了,青山绿水也没有了,可不推进工业化就没有现代文明与民族强盛等等,这是经济上的“两难”。   ——主流宣传与世俗接纳是“两难”。 一个社会不旗帜鲜明宣扬自己的主流价值肯定不行,可是主旋律抵不过“超男快女非诚勿扰”,面对社会民众世俗性的多样化选择一味去限制也肯定行不通;一个社会不能没有共同的理想,可是一个大家谁也不明白、不在意的理想就算有也等于没有,等等,这是文化发展中的“两难”。

  实际上,我们还存在着一个“两难”,就是我国的现实情况和困难,在对外传播中说与不说,报与不报。

  长期以来,我们坚持“正面报道为主”,对外传播保持“一种声音”,对外报道似乎就是“成就宣传”,对国内存在的问题几乎是不说的,我们坚持“内外有别”的宣传方针,认定“家丑不可外扬”的宣传理念,似乎这样就可以“树立民族自信心”,对外“塑造良好的国家形象”,“提高我国的国际地位”;但是这种对外报道的主导趋势开始面临着越来越大的困难了。

现实的反差似乎已经出现。   2010年8月,笔者参加中国新闻奖的评奖,在参评作品中我看到,国内新闻报道中监督类的作品有明显上升的趋势,但是对外报道的作品还是集中在我国在经济危机中取得的成就,对建国60周年的宣传,对中外友谊的报道及对外国不实议题的反击等方面,与国内报道作品形成了很大的不同。 笔者在一篇总结文章中说,这次的中国新闻奖中国际传播奖的获奖作品,体现了新闻的“三贴近”原则,通过实事求是的报道,也取得了比较好的传播效果,但是“获奖作品覆盖的内容广度和深度也略显不足,依然停留在宣传、说明、反驳和被动应对国外舆论的层次。 要准确客观地向世界报道中国,全面提升我国媒体的议程设置能力和国际传播能力,我们还有许多实际工作要做,也有许多理论问题需要进一步思考。 ”现在看来,其中需要思考的一个重要问题,就是要不要在对外传播中报道中国存在的问题,以及如何报道这样的问题。   我们认为,在对外传播中报道中国存在的现实问题不仅是必要的,而且是必须的。   首先,在对外传播中报道国内存在的问题,可以减少目前国际上流行的“中国威胁论”。

可以说,大国的崛起一般都会引起其他国家的恐慌,远的不说,当年日本的崛起在美国就出现了所谓的“日本威胁论”。

美国哈佛大学教授沃格尔在上世纪70年代末写了一本书,名为《日本名列第一:对美国的教训》,1988年美国总统候选人理查德·格普哈特竟然以反日作为竞选主题,1991年,两位美国作者还写了一本《正在到来的美日战争》的书。

随着中国国际地位的不断上升,中国的崛起在国际上一直伴随着所谓的“中国威胁论”,2010年8月,媒体报道我国的经济总量已经超过了日本开始位居世界第二,“中国威胁论”的声音开始再次响起。 与日本相比,中国的情况更为复杂,中国是一个大国,与周边14个国家领土接壤,与8个国家有领土纠纷,感到中国威胁的不仅仅是在霸权体系中获得既得利益的大国,甚至也包括一些没有获利的中小国家。 而威胁论的第一步就是捧杀,就像当年美国人写“日本名列第一”一样,中国在国家舆论中开始“被强大”了,各种对中国乐观的,甚至远远超出中国现实的估计层出不穷。

而我们片面的成就报道,在一定程度上成了这种“捧杀”的佐证材料。   其次,在对外传播中报道中国存在的问题,有助于提升媒体的公信力。 近年来,我国的对外传播发展很快,以中央电视台为例,从2004年开始推动“走出去战略”之后,在短短的几年内,就开始形成了中、英、法、西、阿、俄六种语言的对外电视频道,国际整频道落地用户数近五年翻了一倍多,从6000多万户达到了14000多万户,但是传播效果的提升并没有与传播能力的提升同步发展,其中一个重要的问题就是在传播理念上。

我国学者曾经就CCTV-9对国外受众做过调查,许多受众也提到了影响CCTV-9公信力的原因,其中“报道不够专业”、“负面报道不足”和“由政府控制”这三条,被受众认为是影响CCTV-9公信力提升的最主要原因。 负面报道不足的问题这些年始终在困扰着我国的对外传播,也影响到了传播效果。   第三,在对外报道中报道中国存在的问题,有助于消除国际与国内对中国认识上的偏差。 曾经因2004年写过《北京共识》而在国际学术界声名大噪的美国学者雷默,在2007年再次发表报告《谈色中国》,提出中国面临的最大战略威胁是国家形象。 他认为这不是国家形象“好”或“坏”的问题,而是取决于一个更复杂的问题:中国的自我形象与其他国家对中国的看法并不一致。 一次在接受媒体采访关于中国威胁论时,笔者曾经谈到,某种程度上,中国人首先感到的是那些急需解决的国内问题,丝毫没有意识到自己的国家已经强大到足以威胁世界的程度。

现在看来,中国对自己的认识的确与国际上的中国认识不一样,而这种不一样的确又在很大程度上是由媒体报道造成的。

我们在国内,通过媒体的报道感觉到了中国存在的种种问题,但是对外传播中,对这些问题报道得很少或视而不见,所以这种认识偏差很容易就出现了。

  实际上,本来我这篇文章的题目想称之为“对外传播中也应该有多种声音”,其实就是有感于我国的国内报道中已经出现了多种声音,而在对外报道中还是“音色不多”。

我们看到,由于国内政治民主程度的不断提高,对公众知情权的不断开放,国内媒体在监督政府方面也开始发挥着越来越大的作用。

例如新华社最近曾连续发表文章,评论酝酿着的车船税改革,称“不能把私家车当‘唐僧肉’”,车船税的改革方案既不是调节贫富,也不是节能减排。

在一个政策出台时不是摇旗呐喊,而是批评质疑,在过去是很少见到的。 再如中国社科院一直对CPI的统计颇有微词,2009年就曾经指出其统计口径不科学,最近更是发布报告说,国家统计局的CPI指数被人为调整,系统性低估超过7%,而统计局官员则发文回应,媒体对双方的观点都进行了报道。 最近对于中国的通货膨胀,有的媒体归结为美国出于私利所推出的量化宽松的货币政策,以邻为壑,但是有的媒体则归结为国内的垄断体制,不断提高的交易成本,体现了声音的多元化。

而反观对外传播,则显得声音过于单一了。 实际上声音单一不利于对外传播扩大影响力。

有的学者曾经总结美国的传播能力强,其中一个重要的原因就是“声音多元化”。 原因很简单,只有多元的声音,才能引起受众的注意。   回到我们开头所说的两难,实际上中国的所谓两难只是发展中的问题,是一种“洞穴假象”,只要从整体意识出发、从13亿中国人出发,建立起依靠信仰凝聚的国家共识,两难并非不可克服。

就对外传播而言,也没有什么两难。

今年的9月,温总理还在联大会议上发表演说《认识一个真实的中国》,在实事求是地说明国情的过程中,显示了一个大国领袖的自信,我想,这也应该是我们全体国际传播工作者的自信,全体中国人的自信。